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张五常最新演讲原文摘录

金融界来源:凤凰财经之家

一九八三年的秋天,我在《信报》动笔写后来结集成书的《卖桔者言》,跟着的结集是《中国的前途》与《再论中国》。过程中査济民先生提供一些资助,让我聘用三位由深圳政府提供的替我找寻资料的助手。北京上头提供两位,不仅由他们出钱,而且我要在内地考查什么他们立刻处理。不是很舒适的考查。

好比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,不清洁,让我有卧薪尝胆的感受。我在首钢讲话时,建议中国的发展要把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,他们不同意,但后来北京还是依我的。

考察温州时,那里的副市长带我和两位助手到雁荡山脚下的一间小宾馆住宿,倾谈到凌晨三时,该市长叫人拿出纸笔,请我题字。在感慨中我想起李白的诗,写下“雁荡奇峰高千尺,尚有温州待我情”。

当年在内地考察国家的经济发展,作点建议,可不是一律愉快。好比一九八七年在杭州参观一间国营的制药厂,在他们接待的会议中我直指他们漠视市场的引导不对,吵了起来。带我去的北京的李忠凡在座,替我们缓解气氛,今天还健在的王丽莉当时也在座,会记得这件事。

为了真理我半步不让的个性,内地的干部朋友知道。他们不仅接受,而且教我很多。任何要求的文件或档案他们一律提供,但我总是认为文件怎样说跟实际上怎样做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事,所以坚持要见到实践的一面。

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二〇〇八年出版的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,跟科斯与王宁二〇一二年出版的《变革中国》有那么大的分离。他们用的文件资料详尽,我却凭实地考察。将来写中国经济史的人这两本书都要参考,衡量起来可能很头痛。

地价、科技、恶法

回头说深圳,二〇〇六年初我见到那里的楼价开始稳步地上升,其图案反映着有商业价值的科技知识正在深圳急速地增长。这个话题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跟阿尔钦等人研讨过,得到启发:资金的回报是利息,劳力的回报是工资,而科技知识的回报减除研发者的收入,是跑到地价那边去。

炒买炒卖的楼价(源于地价)上升其市价的方差会比较大。从那时起,我就开始注意几家今天在地球上得享大名的深圳科技企业了。无可置疑,自新世纪初到今天,整个国家的优质青年喜欢跑到深圳找工作。

二〇〇八年一月北京推出的新《劳动合同法》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。推出此法的人不知道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,只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,二者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。政府干预劳动或生产要素合约,这市场的交易费用必会提升。

为了减低这交易费用的提升,工厂纷纷拆小,或搬到越南等地,或干脆关门去也。回归故里的劳动力不少,而为了生存工厂多安排生产线,要工人操作不停,学不到工业运作的商务知识。

近几年,本来因为该劳动法而变得一片萧条的东莞,因为华为扩展到那里而见到起色。深圳受到该劳动法的不良影响比较小,因为该市有华为、腾讯、大疆、顺丰等,走的是科技较高的路线,在比例上受该劳动法的影响较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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